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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们打多少旗号，无论你们聚集多少人马，汇成多少团伙，我孤零零地一个人面对你们。我看出你们一百个人只有一张风格之脸。而我却是一百个流派的汇合，一百种旋律的总谱。我一个人就是一个集团。”
“必须重申，虽然我们不得不使用语言，但决定性的是，生命的表现和表现的生命。真的生命和表现的真。”
——黄翔
一，有一个诗人叫黄翔
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一个时代扑倒我/把脚踩在我的鼻梁架上/撕着/咬着/啃着/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一个可憎时代的咽喉
我们已经彻底清醒到了觉得自己荒唐的过去难以理谕的程度了。那些过去，比方说，八次在天安门广场被接见时，那种死去活来，海枯石烂，恨不能就地蒸发掉的激动；比方说，一大早和晚上必定对著一张画像请示或汇报一天的何去何从；比方说，不能再多的人把一个裹著红色塑料皮儿的印刷品当成“粮食”“武器”“方向盘”“生命的源泉”；还有动不动就唱着相互告诉说“北京有个金太阳，照的大地亮堂堂，哎那不是金色的太阳，那是谁谁谁”；若有诗，必定是说：梅花喜欢漫天大雪苍蝇冻死没有关系，我不主沉浮谁主沉浮等一类的虚张声势。因为我们已经不仅发现了这类过去的错误，而且感觉到过去的荒诞，所以今天读到前述这首诗时，我们不会再感觉它的“反动”的震憾。
可是这首今天仍然活着的诗不是今天写的。也不是十年前“八九六四”前写的，甚至不是二十年前改革开放初期写的。这首诗写于三十年前，它的声音恰好来自上述中国文革时期红色海洋的最深处。想象在那时被伟大领袖握了手之就要数日脏着手不洗，以便让别人握“二手”手的全民的疯狂与激情，想象那三忠于四无限的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我者倡逆我者亡的岁月的狂飚与波澜，竟然有人写出这样的诗句，宣称他哪怕就是剩下一根骨头，这根骨头也要哽住这个时代的咽喉！
这首诗的作者姓黄名翔。诗人黄翔在中国大陆当代诗诗人群体中，不是出道最早的诗人之一，而是唯一出道最早的。一位中国作家，在阅读了黄翔的诗歌论文集后落笔写下了这些见证：早在1962年，席卷中国的大饥谨刚刚过去，黄翔就写作了《独唱》与《长城》，自称是一个漂泊的孤魂，捶着万里长城为民族嚎哭；而三年之后，那位后来终于被文学史接受了的天才诗人食指（郭潞生）才刚开始写作。
1966年至1968年文革初期，当中国当时的天才诗人开始放声歌唱，……歌唱“金光灿烂”的“毛主席像章”和红卫兵“洗白的军装”时，黄翔写的是《预言》，《野兽》，《白骨》，他没有讴歌，却听凭自己先知先觉式的洞见和直觉，为“历史的浩叹”，为“因抗争而铮铮绷响过的白骨”而放声哭泣。
1969年，文革“胜利”，……黄翔则在这一时期下写作了《火炬之歌》，《我看见一场战争》，他已经向“帝王的帝王”，向“刺刀和士兵”在“诗行里巡逻”的“罪恶的战争”提出了绝对招致杀头之罪的挑战，并从此而一发不可收拾，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代。
在一个没有公民空间的体制内生存，人们几乎都签署过那份约定俗成的合同：出卖自己天经地义的各项权利比方说思想言论出版自由权，信息资讯表达自由权，结社集会抗议自由权等等，以便保证不仅存活下来，而且不受迫害。几乎所有中国最著名和最不著名的诗人作家都难以逃避这样的命运，而且绝大多数对此种看不见的交易麻木不觉，习以为常。他们忘记了或者确切地说是无从知晓什麽叫那个被世界半数以上的人享有的自由。如果有人不能忘记自己被柴米油盐酱醋所阉割的良知和隐痛，如果有人实在想保留一块自留地，哪怕是一块终日不见阳光，成年累月不能长庄稼的自留地，他就必须在官方和个体的夹缝中审时度势，认认真真地回旋。
可是中国的诗人黄翔不！
早在文革的集体精神病发作时期就拒绝合唱！全民都在舞台上跟头把式血乎刺拉地轰轰烈烈，胆敢不上台，而且胆敢不藏起来却公然消遥在台下看戏的正是他。
另一个在台下看戏的当然还有这场浩劫的导演毛泽东。黄翔当时就冷眼看着数忆人的狂乱迷醉，不是无动于衷，而是心生万种悲情。
十几年之后，他对那些终于把他“物归原主”，把他与当年那曾经狂飚一般席卷万人心头的民主墙诗句“对号入坐”的知名的人们这样回忆说：“其实我从来不参加合唱的。因为我所生活的那个年代，毛泽东有颂歌，有赞歌，赞美的赞，还有战歌，战斗的战。那个时候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唱着说：“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
他接着说，“金光闪，马达响，红旗呼啦呼啦地飘……，”
他最后嗟叹道：“我怎麽能参加这样的合唱啊？！”
他说这话的时候，把双手沉沉地端起，然后掌心向上一块儿往地下摔，极为标准的五官相互不合作，双目将前方直直钩进眼窝，却视而不见，一脸无处逃窜的神色。你就知道他下一句的结果千真万确。他下一句就说：“所以我就没办法我就只能独唱！”
他便独唱。一唱许多年。
这个人只有在一种时候才可能加入合唱。那是死刑号里死囚行前的合唱。是生命行将结束时的合唱。面对从地下把他发掘出来而惊诧不已的人们，他说，那时他想到了，总有一天，说不定哪一天，他也会被送进那个地方去，他也会参与那个人世间的最后的合唱。
黄翔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反叛者。如果说思想是人天赋的权利，那麽表达则是人天生禀性。而对于一个文学家，诗人，表达，无论用文字或语言，几乎是唯一的精神生存空间。如果不能自由地表达，为什麽不选择不自由地表达？因此黄翔也曾试图在夹缝中生存，他在接受《北京之春》杂志采访时说过：“我写诗也追求发表，也想成名。但是社会不允许我发表我的作品，不让我成名。我不能出版，发表自己的作品，但是我又有压抑不住的生命冲动和人生感悟需要表达，只好承担不甘心被湮灭而奋起反抗的悲剧角色”。
其实，扮演一个奋起反抗的悲剧角色，可能是这个叫做黄翔的人注定的命运。
因为这位1941年出生，58年17岁时就开始发表作品，其诗作进入当年全国诗选的诗人，几乎在刚刚开始表达的时候，就开始承受他被活埋的命运。
这人觉得他象贵州高原上的瀑布，发出喧嚣的呼啸，但四周是高山将他围困起来，他的声音听不见。于是那时他想，他唯一的听众是沉寂。
在那些被埋葬的漫长的岁月里，抚摸这周围的地老天荒，诗人写道：我是谁/我是瀑布的孤魂/一首永久离群索居的/诗/我的飘泊的歌声/是梦的游踪/我的唯一的听众/是沉寂
作为一个诗人，他被埋葬之深，时间之久，以至于当今天在海外，在自由的土地上，他以自己不灭的生命之火和诗情再度被正直的人们发掘出来时，大多数曾经是体制内的著名人们，无论年长于他的还是他的同代人，对面前早于他们觉醒，最先表达一代反叛声音的黄翔，都惊嘘不已，恍然大悟：前大陆知名记者，现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刘宾雁：“我对民主墙还是比较关心的。但是我就没有看到黄翔的诗。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启蒙社那个大字的纲领贴在墙上，使我感到非常振奋。但是我就不知道启蒙社的背后，它的发起人是黄翔……”
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现耶鲁大学中文系讲师苏炜：“其实我个人也许今天才认识黄翔。但是一九七九年贵州启蒙社曾经把黄翔的这个《火神交响诗》和我们中山大学的《红豆》杂志交换。我当时是《红豆》杂志的主编，我给黄翔和启蒙社寄去了我们的《红豆》。一九七九年我就读到了黄翔的《火神交响诗》，后来这麽多年再也没有读到黄翔的东西……”
中国大陆作家，现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近代史学家辛灏年：“……五十岁这一年，我又和诗结下了缘份。那是因为我有幸认识了黄翔。说到黄翔，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说到贵州《启蒙社》我却知道，那是三十年前在我心灵里面唤起过我热血的一个真正的第一个地下刊物……”
中国流亡作家，现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郑义：“作为文学同行，虽然我不能代表整个中国文学，但我相信我可以代表所有的自由写作而且襟怀坦荡的同行，对黄翔为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表示迟到的敬意……”
香港政论家凌锋：“在纽约第一次见到黄翔的时候，那时我真是有眼不识黄翔。我知道贵州有个《启蒙社》，但是黄翔的名字只在报纸上看过一两次，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的名字了，也就没有什麽深刻的印象。但是当我在这里的一个场合，看到黄翔朗诵他的《野兽》时，我立刻惊为天人！……”
这些中国人对黄翔的反馈，终于穿越太平洋，但却迟到了将近二十年。
二，逆子
黄翔的生长年代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义正辞严的年代：孩子刚学会叫妈妈，就被告诉党是妈妈；刚学写字就被把着手写毛主席万岁；刚学走路就说要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刚想跑，就被要求“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刚上小学就“忆苦思甜”，把49年前后当成旧社会和新社会分个一清二楚；刚学文化就说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封建糟柏”；刚走上社会就要“拯救整个人类”：因为据说这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类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只有中国没有在历次政治运动和三年人为的大饥荒中死去四到八千万人。中国，从黄翔小时候起，就据说是一个不能再幸福的人间乐园。由于没有真实的信息资源，那个年代里成千上万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长大的普通中国人，距离真正认识自己可怖可怜的生存环境还差的太远。
黄翔当然是一个例外。他早在六十年代，就清醒地意识到他与那个时代的对抗关系，而拒绝合唱。
自七十年代末起，中国已经有了一代一代的觉悟者。在严重缺乏真实资讯的社会中，这些被称为“异议人士”的觉悟者之所以能较早于多数人觉悟到这个时代的荒谬，无非有三种途径：从对社会真实情况的了解，发现教科书中的谎言；要麽从纯粹学术理论的研究中，发现共产主义理论的荒谬和反逻辑；要麽从自我的经验出发，发现这个社会的不合理。纵览当今这个时代的著名和不著名的觉悟者们，几乎所有的觉悟者都经历了一个自我教育，清洗大脑，重建认知体系的过程。
可是中国诗人黄翔在这些清醒者中仍然是个例外。他被称为是那个社会荒谬本质的先知先觉者。早在六十年代，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时期，他的反叛意识就已经直抵人类理性的终级关怀：真理、科学、自由、和平。
把真理的洪钟撞响吧/火炬说/把科学的明灯点亮吧/火炬说/把人的面目还给人吧/火炬说/把暴力和集权交给死亡吧/火炬说/黄翔为什麽先知先觉？他为什麽反抗他所生存在其中的那个体制早到1962年？他的精神土壤，教育背景，家庭环境是什麽样的？这个问题其实不好回答。人都是社会的动物。除非自我封闭隔离，没有人能脱离社会环境。石板上长不出西瓜来。
黄翔对自己的逆境有这样一段鲜明的回忆：“我在湖南桂东那个小小的县城，刚念完小学，就不准我读初中，……”。黄翔的一生，就从此与学校绝缘。
其实事情就这麽简单：他没有遭遇中国大陆人人都必然遭遇的红色教育，他因此就不需要经历信仰危机的恐慌；他没有荒诞的过去等著未来的智慧否定，因为他没有被人类理论中最荒谬的理论以及为维护这个理论编织的关于现实的谎言而污染自己的大脑。
但是如果仅仅如此，黄翔在知识结构上至多是一张白纸。但不幸或大幸的是，取代被意识形态化所污染所封闭的信息来源，黄翔接受的是人类知识结晶的熏陶。
这个几乎没有进过校园的人，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书海生涯：黄翔在大陆曾几经搬迁的家中，最多的东西是书。“一屋子都是书，四面墙壁都是书”。内容包罗广泛，数目达上万册。它们一次次被抄毁，黄翔则不停顿地重新收集。
更具体地说，早在那些不让他进学校读书的少年时代，黄翔就与书结下不解之缘：他祖母房间的楼顶上有一个终年光纤阴暗的阁楼。黄翔有一天壮着胆子爬上去发现整个阁楼上全是皮箱，皮箱里面全是书。这些书的作者姓名横贯古今中西时空，其中有惠特曼、爱默生，有华盛顿、林肯，有老子、庄子，有蒋介石、毛泽东，还有列宁、斯大林。他父亲的名字也在其中。
这个发现对他来说非同小可。那是一九五零年。共产党刚刚接管中国，知识信息的巨大断层刚刚开始筑就，人们正满怀激情地供奉起一个反人类的极权文化，不仅衷心地将“自我”扫地出门，而且扭动着“解放区人民”的“好喜欢”，走上了思想与未来的独木桥。可是黄翔则适逢其时，逆着人流闯入了那个正在被关闭的思想宝库。凭着他父亲遗留下来的这笔精神遗产，借助于人类的知识理性，承接了自由主义的现代社会思潮，在那个黑暗的阁楼上，他准备建构自己的独立思想，准备在未来的一天，悄然扬起自由的风帆。
除了父亲留下的这些书，黄翔早期的阅读还有另外两个来源。一个是他的弟弟，居然在黄翔被拒绝入学之后混入县立中学。时常将学校收藏丰富却无人问津的民国时期出版自由时出版的书，借回家中，供哥哥阅读。这些书的作者包括普希金、契可夫、屠格涅夫等。后来，黄翔又认识了县文化馆的图书管理员。黄翔为这个乡下人出身的图书管理员当“红娘”，图书管理员就为这个叫做黄翔的男孩当“书贩”。
这项合作的结果是，乡下的管理员找到了自己城里的终生伴侣，黄翔则获准沉入书的海洋。在管理员和他的城里媳妇花好月圆的时光里，黄翔被特准单独进入书库，每次以十多倍于普通读者的借阅数量，将他要读的书抱回家中独吞。这些书包括《红与黑》、《约翰克里斯朵夫》、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等等。
有这样的阅读做思想的基础，黄翔对他那个荒谬时代的先知先觉绝非偶然。
令黄翔成为红色专制最早反叛者的另一个原因也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除了满脑子的人道主义的知识财富，他从小就为社会所不容：他不仅出生在一个共军的死对头，国军高级将领的家中，天生背着一个反动的胎记，而且他天性狂浪不羁，争天拒俗，生命中冲满了骚动与不宁，想像力和感悟超人的敏锐。而在所有这一切不寻常的秉性中，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这位祖籍湖南，出生也在湖南的天生逆子，不是含蓄温柔的炎黄子孙，却是蚩尤的后代，他的血液中寄存着这中国上古时期，与儒学道统的现实入世精神相反的道家自在自为，高蹈浪漫的原始冲动。他的存在与周围的现实如此不协调，以至于童年时期，他尚未关押，已幻想出逃。逃出那个让他窒息的天地。
要是冲动归冲动，听凭自己热血沸腾一时半会也就罢了。黄翔偏偏不仅具有这样的血液传承，而且他是一个行动主义者。他如何能够忍受做一个大机器上的齿轮或螺丝钉的被阉割，被消融的命运？
他不耽于坐而想，他总是要起而行。
这样，黄翔就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心理结构：在认知层面，没有被意识形态异化的正常教育，肯定和支撑着他的人性自由的直觉；同时，诗人也就有了一个合理的生命文本：在行为方式上，实践自己的理想，听凭生命的调动，按自己的意志书写自己的生活。
更为巧合的是，十五岁，他又来到了历史上素来与中央极权文化相抗衡的边缘文化地域：贵州贵阳。那里自古乃流放之地，荒蛮、偏僻、天高皇帝远，民意汪洋恣肆。在当今中国大陆，这是一个个体自由放浪的罕见的空间。在那里，用他的话来说，是“获得心灵上第一次出逃”。
对于那些拒绝入世的人来说，性格就是命运。更何况黄翔本来就不该出生。即便出生，也不能出生在五星红旗高高飘扬的共产党的新中国。这个当年面目清俊，却鼻直似箭，目光如钩的白面书生没有选择他的时代，但这个时代选择了他。于是，我们有了一个中国自由诗人的故事，有了一个人类历史上荒谬时代的见证。◎三，苦难
近当代中国这片大陆是苦难故事的海洋。但我当掩起众多苦难人生故事的长卷，回首黄翔的故事，仍然觉得他的苦难难以言传。那些汉语中负面的否定性的反生命的词汇诸如逃亡、追捕、搏斗、撕杀、战争、死亡、恐惧、挣扎、反抗、疯狂等等，如果不以黄翔的故事做注脚，仍然显得苍白乏力。黄翔的苦难无论怎样试图接受，作为一个正常人，都难以接受。
黄翔一岁就离开了生身父母。他早在认识“孤独”这两个中文字之前，就从别的孩子所拥有的母爱中，从自己梦中呼唤母亲的泪水中，体验到了什麽是孤独。但这并不足道，中国有太多儿童这样长大。
可是接下来就有一件事，让黄翔铭心刻骨：那一年的一天，他偶尔发现水井中有一条死鱼，出于好奇，兴致勃勃地试图把它捞起来，他立即被农民协会的主席和民兵队长抓住，五花大绑，头戴高帽，游街示众，并关押看管。他的罪名是“毒害贫下中农”。
那一年是1950年。黄翔八岁。这个八岁的孩子只身一人，被抓，被绑，被当众游街，被关进牢房，还可能被判刑。这个孩子在还不认识另一中文词“恐惧”时，就透彻地体验了什麽是恐惧。
八年前，在浴血抗战中生下黄翔的那对青年夫妇，无法预料八年以后中国的颜色。他们于是也无法避免这个孩子在八岁的时候独自面对这样的恐惧。不过黄翔在他祖国的非人经历由此只是刚刚开始。
纵览诗人黄翔五十八年的生命历程，他走了一条与人全然不同的路：该在父母怀中膝下咿呀玩耍时，他离开了生身父母；该上学的时候，他被拒绝进入校门；别人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没有；别人到大西北是支援边疆，他却因此成了企图逃跑的现行反革命，立刻被人抓了回来；那个年代的中国再动荡，别人尚有一个稳定的家园，他没有；别人都依存于一个叫做单位或机关或工厂的地方，他长期没有单位没有机关没有工厂，他到处流浪；别人都有户口所在地，他也有户口，但在中国这个户籍制度严密的偌大国度，他没有地方把自己的户口落上；文化大革命了，他没有想不参加，但他是被革命的对象；到了年龄了，别人恋爱，他也恋，但他的情书只是徒然增加自己的反革命罪行；别人养儿育女，他却早年丧子；来，别人发表诗歌文章，他虽然写的比他们多，比他们早，比他们棒，而且从未断过写，却只能在地下写，地下朗诵，地下传抄。
只有一样东西别人有，中国人都有，他也有。那就是档案。这个共产世界独创的控制人的工具，在中国没有人没有。黄翔这个“阶级敌人”当然有。而且格外重，格外厚，里边材料格外多；而且越来越重，愈来愈厚，里面材料越来越多。那是一个黑色材料的大全，里面除了装满各种“犯罪材料”，还写满了各种各样的罪名，没有中国人所知道的罪名黄翔档案里没有：“地主孙子”、“国民党反动派儿子”、“现行反革命”、“阶级敌人”、“牛鬼蛇神”、“社会渣滓”、“危险人物”、“害群之马”等等。
除了档案出奇的黑、厚、重，由此生发的另一个与众人不同，甚至与少数人也不同的是：黄翔出入监狱的次数。不算八岁时因为对一条死鱼的好奇而导致的关押，黄翔来五十年的人生中，总共有过六次牢狱之灾。这当然还不算六次出入牢狱之间的各类“牛棚”、“管训班”等等。
尽管如此，被公认为对集权体制最早提出反诘的黄翔，虽然有完整的一套西方人文精神背景和知识结构，他并没有预谋要反叛这个体制。他只是对生活怀有从不妥协的热情并听凭生命的呼唤，一无反顾地把热情变成行动。而他的最初的苦难，纯粹证明了那个时代对人性的漠视和摧残。
1959年，十八岁的黄翔心中燃烧着诗的热情，他打点起自由的梦想，来到西北当年辽阔大草原和美丽的青海湖。异乡奇境中，他真的企盼那皑皑的雪山上飘下来一个穿著红衣裙的牧羊姑娘。
结果，牧羊姑娘没有来，却来了一名带着手铐，揣着逮捕证的凶神恶煞的人事保卫干部。黄翔当场被抓了回去，被宣布为“企图投敌叛国”的“现行反革命”，一举送进劳改营，将四年的青春年华碾碎在“思想改造”中。
狱中归来，青年黄翔变成了一个“社会渣滓”。他饥寒交迫，一无所有，只身一人流浪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个世界属于他的东西只有两样，一样是更加厚黑重的档案，象一枚随时会引爆的炸弹，掌握在操纵他命运的当权者的手中；另一样是无处著落的户口本，使他变成一个没有立足之处的“黑人”。歧视，污辱、虐待和监控如影随行。他到处飘泊却无处安身。他只能收拾起破损的幻想，将自己混迹于公社煤窑里的工人和抬土方石方的苦力。
从那时起到1970年，在那个全国大饥谨刚刚过去不久就陷入全国大疯狂的年代，黄翔有三次被人从档案中“发现”。他头上带著数顶黑帽子，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地被监督劳动，批判斗争，伴之以抄查祖宗三代，没收全部手稿、笔记、书信、情诗，并将从中发现的新罪行加入他的厚重黑得无以复加的档案，直至把他再度投入监狱。
将他悬梁毒打。牙齿被打掉了，手骨打断了，手掌被划开了，胸口肌肉崩裂了，脚下的血管打断了，仅仅因为他的诗的梦想和寻求。
又是三年囚禁。1970年，时年29岁，伤痕累累的黄翔再度归来，却在“一打三反”中第三度被人从档案中发觉。再度被专案审查，再度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再度被监督管训。
及至此时，苦难的黄翔没有任何行为“犯上作乱”。即便按照中国一部纸上法律条文也没有。在那个没有“人”的年代，他的行为只是表明他要做一个人。如果这个人有什麽特殊，那仅仅是一个诗人。
他只是写诗。那段时间，他写下了《长城》、《野兽》、《白骨》、《给贝多芬和我自己》、《留在星球上的札记》、《火炬之歌》、《我看见一场战争》等等。
诗是他安身立命的支点，他的生命不能没有支点，于是除了写诗，他还必须藏诗，把那些和生命一起燃烧的诗，藏在蜡烛里，藏在竹筒里，藏在胶靴里，米缸里，风吹雨打的茅屋顶上。
此外，他还娶了一个媳妇，生了一个儿子。
仅此而已。诗人黄翔在那个疯狂岁月的所作所为仅此而已。
但是那个制度注定要把黄翔塑造成一个它的掘墓人。
出生不久的孩子病了。被监禁的“现行反革命”父亲黄翔不能回家。孩子的母亲苦苦哀求，将被拒绝入院的“狗崽子”勉强送进医院。但院方的人道主义是革命的，孩子得不到有效医治，病情加重，父亲不能前去探视。孩子病情恶化，黄翔在囚禁中，束手无策。孩子无可救药地病危了，医院来了病危通知书。黄翔仍然不被许前去探视。令人天下父母不忍卒读，不敢相信的儿子的病危通知书，来了三次。黄翔三次被拒绝前去探视。
第一次做了父亲的黄翔，始终被阻在囚室，一直到儿子活生生死在医院里。
捏著死亡通知书，黄翔不顾一切冲出拘禁，冲到医院，又冲到停尸房。无论如何黄翔无法接受的是：孩子死亡的最初起因仅仅是最普通常见的感冒和来所引起的肺炎。他也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起因于感冒而病死的孩子竟死得这样惨：地下的席子上，连接到体内的各种管子仍然没有拔掉，无助的小小的尸体七窍流血，还在流。
钢筋铁骨也要柔肠寸断！黄翔经受不起，号啕大哭。
但是他的哭，也没有获得准许。一个现行反革命父亲，不仅没有权利探视儿子，没有权利照顾病危的儿子，也没有权利为儿子的死而哭泣。贵阳针织厂革命委员会的头头来了。这头头插着腰，指着黄翔喝令黄翔不许哭，再哭再闹，公安局有请！
儿子是黄翔亲手埋葬的。
那是1970年的深秋。黄翔抱著幼小的死去的孩子，走入黑夜，走入山谷。在浩瀚夜空下挖了一个小土坑，亲手掩埋了这个来到世界不满一岁的孩子。那是他能够为自己亲生儿子所作的唯一的事：生下他，然后埋葬他。
多年过去，诗人回首往事，凄怆依旧，苍凉依旧，悲伤依旧：“天黑了。漫天星斗。我看见远处城市里有很多灯火。那灯光给人的感觉非常温暖。人们所有的生活都仍然在进行。但是这里，有一个生命就永远地、永远地终止了。他就永远地不存在了。就已经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次日深夜，黄翔悲愤交加。提着刀，冲到“黄翔专案组”组长也是那个数度不准黄翔探望照料病危儿子的张麻子的住处，撞响了他的家门。
然而黄翔复仇未果，却又一次被扭送进去，关押了起来。
这一次，关的不是监狱，是精神病院。
四，反抗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从苦难中奋起反抗。在那个非人的年代里，成百万上千万的人被那个不合理的体制所制造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巨大苦难所压倒，从此，无声无臭。
可是诗人黄翔不。
无论与人相比还是与诗人们相比，无论与英雄相比还是与民主人士相比，黄翔其人都有太多的不同之处。这些不同中，最不引人注意的不同就是，黄翔是一个无论用什麽武器都难以打倒的人，除非你把他从肉体上彻底消灭。事实证明，无休止的苦难没有麻木这位诗人敏锐的神经，却让他装备起对苦难更强大的免疫系统，面对更为严酷的现实。
而这一次，在疯人院，在受命于官方的医生对他进行麻木神经系统的药物治疗的地方，黄翔居然仍旧挺立。事实上，这一次，他不仅从体能上九死一生，而且在那个试图从精神上彻底摧毁他的特殊的地方，他从以往所有的血泪痛苦中，冶炼锻造，轰然再生。象烈火中的凤凰涅，带著全部的诗情和伤痕，这位始终沉默着的诗人冶炼成了一个反叛者。
他要开始反抗了。他一开始反抗，就惊世骇俗。
他是诗人，他的反抗首先与诗有关。
精神病院归来之后，1978年10的一天，他将先后历经十年写成，埋藏已久的系列诗篇《火神交响诗》找出来，然后铺开了大纸，开始用浓墨让这些诗句跃然纸上。
诗人说，他写的时候，觉得整个天空是他的稿纸，他必须用一把很大的火炬做他的笔，满天去写。他希望全世界都看到他的梦想，他的良知和他的追求。
六百多行诗句，一百多张巨幅诗稿，卷起来如炮筒，竖起来象火箭，放下去象炸弹。黄翔扛着他的炮筒、火箭、炸弹，登上黔贵铁路火车，一路北上，到了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北京。
那天是1978年10月11号，整个北京城静悄悄。“四五事件”刚被镇压不久，人们的嘴刚被重新封起来不久。那天的王府井大街和平常一样，走动着相互陌生，面部没有表情的中国老百姓。
来到原人民日报所在地，在那里的巷口巷内墙头上，黄翔先画了一支巨大的火炬，然后写上两个箩筐一样大的中文字：“启蒙”。最后，他校准炮筒，发射火箭，引爆炸弹。
据说，当他把他的一百多张纸的火神交响诗贴出来的时候，整个王府井大街交通阻塞。年青的朋友们手挽手将他包围起来，要求他朗诵。黄翔背靠火炬面对人群，将六百多行的“火神交响诗”一气呵成：
……千万支火炬的队伍流动着/象倒翻的熔炉/象燃烧的海/乎火光照亮了一个庞然大物/那是主宰的主宰/帝王的帝王/那一座偶像权力的象征/一切灾难的结果和原因/于是在通天透亮的火光照耀中/人第一次发出了人的疑问/为什麽一个人能驾驭千万人的意志/为什麽一个人能支配普遍的生亡/为什麽我们要对偶像顶礼膜/拜被迷信囚禁我们活的意念情素和思想/难道说偶像能比诗和生活杠汔/难道说偶像能遮住真理和智慧的光辉/难道说偶像能窒息爱的渴望心的呼唤/难道说偶像就是宇宙全部的生活/让人恢复人的尊严吧/让生活重新成为生活吧/让音乐和善构成人类的心灵吧/让美和大自然重新属于人吧/……把真理的洪钟撞响吧/火炬说/把科学的明灯点亮吧/火炬说/把人的面目还给人吧/火炬说/把暴力和极权交给死亡吧/火炬说/把供奉神像的心中庙宇捣烂和拆毁吧/火炬说/把金碧辉煌的时代和宫殿浮雕和建筑吧/火炬说……
人们为黄翔的大胆所震骇，被火炬所点燃。朗诵完，黄翔大逆不道地公然对人们发问：现代皇权应不应该打倒？精神长城应不应该拆除？
“四五事件”后被封了嘴巴的北京民众竟然再度干脆地作出回答：应该！
如果说，在中国还有人知道黄翔的诗，他的诗，就是这样被知道的。那是被压抑到极限的人的精神勇气和良知的一次爆炸。一批批的人们开始抄写他的诗，并悄然散发开去。直至深夜，《火神交响诗》仍然被人们交叉的手电光照亮着。
历史有案可查：1978年10月11日那夜，北京全城戒严。中共高层召开紧急会议。
在任国家主席华国锋认为可能发生匈牙利事件。当局用“三叉戟”专机将黄翔以及和他同行的三位伙伴的档案连夜调进北京。
黄翔多年后回忆这段往事，告诉人们说，“结果是虚惊一场：仅仅是来了一个诗人，朗诵自己的诗”。但了解中共铁幕后面运作情况的人知道，其实不是虚惊。
历史有逻辑可循：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保守派要坚持两个“凡是”，改革派要摆脱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影响；而邓小平先生正在利用当时民间的反抗压迫的呼声，开始他在中国的现代改良。
从压迫的烈火中冶炼出浴的黄翔，此后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诗人。在没有人的年代，他曾经是一个人。而“在没有英雄的年代”，他说：“我就是英雄”。
第二次进京，是一个月之后，1978年11月24日。黄翔下了火车，一不做，二不休，先在天安门广场宣告成立民间民主社团“启蒙社”；然黄翔在天安门广场登上毛泽东纪念堂对面的木板墙壁，奋笔刷下两条赫然醒目的巨幅标语：“毛泽东必须三七开！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
对面就是仍被人们尊为神的毛泽东的遗体纪念堂。成千上万的人们每天都排着长队秩序井然、必恭必敬地到里面对这个伟大的死神顶礼膜拜。“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中央对这政治场运动评价的调调还没定下来。人们，哪怕是在私下，岂敢对之妄加评论？绝没有人胆敢设想，会有这样的字句公然出现在这座神殿不远处的对面。黄翔的大胆妄为不仅立时当下就吓疯了一位和他一起进京的伙伴，而且把黄翔自己也吓的够呛：写下了“毛泽东”三个字，悬著腕，擎着笔，他才想，下面该写“主席”呢还是写“同志”？结果，不写主席也不写同志，什麽称为都不写，干脆直书其名。接着一路写下来，墨汁就顺著那些文字炸弹往下流。
写完“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他的包天大胆也基本耗尽。不自觉地摸摸自己脖子上方，检查自己的头是否还在那上面。随他听见身后广场上传来低沉阔大的声音，“好大的胆子！”这时黄翔终于转过他仍然安在的头，与观众对视。
多年以后，他回忆说：“整个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他觉得，他的心灵和所有的心灵相碰撞，他得到了一种默默的支持。
黄翔还做了一件事。他就中国人权问题，写了一封致美国总统卡特的公开信。
他将这封信贴在了天安门广场。
中国是一个缺乏自由到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程度的国度：无论你是街头巷尾的平民百姓，还是紫禁城里特权官僚，只要一跟中央唱反调，不仅注定要受苦受难，立即就成名成家，而且总要引来万众欢呼，群情振奋。
更何况黄翔不鸣则已，一鸣，三炮齐鸣：公然结社；公然要求重新评价影响中国民族命运的头号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公然与国际社会讨论中国的人权状况。
黄翔的惊世骇俗，立即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响。
五，引发民主潮
自黄翔在北京发起成立中国49年以来第一个非官方社团“启蒙社”和第一个非官方刊物“启蒙”，正如干柴上的一把烈火，短短一个月之间，北京爆发了49年以来第一次自由结社自由言论的大潮，来势强劲，难以阻挡。
当天晚上整个北京躁动不宁，这个敏感的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对国运前途有著深入思考和定见的自由派人士不约而同彻夜不眠，酝酿起事。
第二天，11月25号，北京民间作出明确而迅速的反应，召开了著名的“一一?二五民主讨论会”。
受黄翔这个外地诗人行动的激励或启发或感召，一批深思熟虑，等待时机的北京自由派人士，纷纷公开聚众结社创办刊物，就此在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史册中永久地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是：著名的中国民主人士魏京生，和他的同伴路林以及他们的社团和刊物《探索》；著名民主人士任畹町以及同伴和他们的社团《中国民主同盟》；著名的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的主席刘青，和当今著名民主人士徐文立以及他们的刊物《四五论坛》；著名异议人士王军涛和他的同伴周为民及其他们的刊物《北京之春》；著名民运理论家胡平及其他的同伴和他们的刊物《沃土》；著名的中国诗人北岛，和后来和当今中国著名诗人芒克以及他们的文学刊物《今天》，等等。
全国范围内，不到一个月，大约出现一百多个非官方社团。“民主墙运动”由此爆发，民间政治民主化呼声高涨。这是中共49年建政以后，中国民间第一次自发的，目标明确的民主浪潮。
三十年集权统治，万马齐喑，中国居然爆发自发的目标明确的民间政治民主运动，对此，西方媒体报导频繁，中国官方目瞪口呆。连这场燎原民主之火的始作俑者黄翔和他的伙伴也始料不及。《启蒙社》在北京一把火燃起，北京自由派人士立即投身来著名的民主墙运动，自由浪潮高涨。当时的《人民日报》国际政治部主任特派记者周修强来奉命采访《启蒙社》时说：那半年期间，全世界媒体发表了22万条电讯报道这次的民主潮。国际媒体确认，中国即将要进入非毛化时代。邓小平审时度势，以“解放思想”为旗帜，确立起他的改革开放的国际形象。
西方学者则以《第五个现代化》为题编辑出版了记述了那一年的中国人权运动。
黄翔的名字由此被海外媒体所记载。16年以后，他的名字被收入1993年度的《世界名人大辞典》。如今在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等高等教育中心保留这当年这场民主浪潮极为详细的完整的资料。法国社科院高等研究院等一些海外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并出版了包括《启蒙》在内的当年那些民刊资料的汇编。那些被保留下来的原始资料当中包括当年黄翔在王府井大街上所贴出的《火神交响诗》的整版原件。
再说黄翔致美国总统卡特的信。
除了中国明白事理的老百姓，异议人士和海外传媒，对这事最介意的是两个当事人。一个是信的接收人，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一个是中国一号领导人邓小平。
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时，卡特总统郑重地向他提出了中国的人权问题。邓小平的回应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最优越，中国没有人权问题。卡特先生委婉地否定说：我看到了你们的大字报，我生活在中国人中间。中美外交关系中，从此多了一个准则：中国的人权状况。
这是1949年以，中国人第一次公开使用“人权”这个这个国际社会的公认概念评价自己的生存处境，也是第一次，中国人把中国那个非民选的政府无视人权的状况不仅揭示出来，而且一揭到顶，直捅国际天窗。
虽然黄翔的这封公开信，后来被收入了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所著的有关中国民主进程的著作中。不过长期以来，因为因为文章以“公民”署名，海内外没有人知道这封首次面对国际问鼎中国人权的信，出自中国谁人之手。直到19年之后，民主墙运动中心人物，中国民运巨头魏京生从狱中来到海外，和黄翔有过一次简短对话。
二人提起当年那封著名的信，魏京生恍然大悟，对黄翔嗟叹说：“原来是你呀！可是海外媒体一直错将这封信按在我头上。”这桩“公案”在黄翔被人们从地下发掘出来的时候，在为他的第一部诗集而召开的作品出版发行会上才公之于众，人们始知其人谁也。
至于黄翔的那两条在毛泽东纪念堂对面昭然于世的大幅标语，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祺先生说：1979年整个的天安门广场上，有一个很大的标语，就是要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要对毛泽东三七开，北京一般的市民都知道。
除了流动围观的民众，除了严家祺先生，一同到现场的还有中共中央纪委的人，中共团中央的人，还有中共中央新闻记录片厂的人，还有《诗刊》社的人。这些官方人物或官方机构，来了不仅看，还现场拍了片子，还试图发表黄翔的诗文。
粉碎四人帮两年多以来，苦难的中国，民间窃窃私语，酝酿着未来的风暴。北京的话剧舞台上，赌咒念符一般地，正在上演那出著名的话剧《于无声处》。台上台下谁都知道“于无声处”是要“听惊雷”的。但是惊雷尚未响起，人们正在等待。
于是来了黄翔。
“黄翔进北京以后，整个局面就不一样了。他的思想，他所写的东西影响非常大。在78年民主运动到来之前，黄翔确实起到了一个点火的作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人员赵鑫语，引自1998年对赵鑫的采访）。
来自遥远边缘省份的黄翔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闯入北京这个政治文化中心，脱口说出反叛的语言，从而搅动那里的沉默，点燃那里的民主之火，接通人们心灵的电源，是因为黄翔是那个时代苦难的化身，是那个时代不甘沉沦的标志。
那个时代既然错选了黄翔这根骨头做它施暴的对象，这根骨头就必然让那个时代如梗在喉。
黄翔搅得周天不宁。历史有案可查。黄翔不仅引爆了北京民间沉默的惊雷，而且引得官方宣传媒体对他大动干戈：官方舆论把在专制压迫下毅然要求人的尊严，人得权利的黄翔，定为“没有国格”“没有人格”的“害群之马”。从中共最重要的喉舌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到《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和地方党报，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批判“资产阶级人权”，重申“四个坚持”。而黄翔所在地的《贵州日报》，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题为“揭发批判害群之马”的文章。
这一年，中国自由潮汹涌，祸头子黄翔却为此失去了自由。先被受审，后被管制，再被监督劳动。
虽然如此，事关社会向何处去，正当中央内部改革与保守两派权力斗争激烈的时候，祸头子黄翔颇不寂寞。不过这一次，不是他三番五次北上北京去找人家，而是人家连续不断南下贵阳来找他。
官方媒体持续地与他保持联系。这些联系意向不明确。象是又要怀柔又要宣传，又要利用又要打击，又要做调查又要献殷勤：1979年7月，新华社记者造访，要求黄翔对外国发表一个讲话。宣传部门的领导人也透露说，胡耀邦提出要让启蒙社到北京去，由国家出面，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要黄翔写一份文件，表明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和认识。黄翔写是写了，但是不合官方口味。他写的题目是，“我站在中国的大门口说话”，仍然坚持自由民主人权。
8月，中国青年报记者造访，询问他对“四项基本原则”是否有新的认识。
9月，人民日报特派员到中共贵阳市委开会，黄翔和他的同伴应邀出席。他们被要求谈谈为什麽要搞《启蒙》。
10月，新华社贵阳分社记者采访，问他对《启蒙》之后的另一个民间刊物《探索》的主编魏京生被捕、判刑有什麽感受。
12月，光明日报记者造访，黄翔和他的同伴被传到市委宣传部谈话。他们也对黄翔等人进行了采访，甚至鼓励黄翔举办文化沙龙，他们也来参加。
六，爱情
多年以后，黄翔老老实实地坦白说：“我一生渴求爱情。但我从来没有发现很坦率地讲没有发现真正值得我去追求，去爱的女人。我总感觉在某处，世界的某个什麽角落，有那麽一个少女，她是属于我的。而且在默默地爱着我。有一天，我会碰上她。但是我一碰，二碰，三碰，碰的头破血流我都没有找到一个对象。没有谁来爱我……”
也是许多年以后，张玲也老老实实地说：“那个时候我心中的爱情偶像，都是沉浸在苦难中的一种英雄人物。他肯定是非凡的，但是他又是在苦难中。好象就等著我去拯救他。……”
这两个声音在当年只是茫茫人海，滔滔岁月中，两颗毫不相干的心灵各自的空谷足音。以平常的观点来看，这两个声音没有什麽可能相遇，相撞。当24岁的黄翔将他的一腔无处可施的爱变为“雪片般的情书”投寄出去时，他注定要写错地址和姓名。因为他拼命写情书的那一年，让他一碰，二碰，三碰，碰的头破血流也没碰到的那个姑娘，还得再过两年才能出生到黄翔所在的这个世界上。
精神贵族黄翔不堪忍受没有爱情的生活，不久就和情书收信人结婚了。也是因为不堪忍受没有爱情的生活，婚后不久就分居了。
黄翔独居在一个弃置的天主教堂的顶楼：他整夜整夜地蒙着窗户，以便将那红色年月中令人魂飞魄散的反动诗句狂草于纸上；却整日整日地敞着门，随时期待平庸生活中奇迹的出现，唤起生命的骚动心灵的颤抖。那年月，所有的人都在地面仰望苍穷，山呼万岁，要麽针锋相对地“文攻武卫”。要是真的有哪个姑娘注意到那座废弃的教堂顶楼，走上来，坐下去，无论上来的是谁，都将是一个奇迹。可是除了离群索居的黄翔自己和他的友人，没有一个姑娘哪怕认真看一眼那个高高在上的隐秘的“封资修的黑角落”。
在那些个期待的日子里，诗人自言自语：不要说你的太阳已经过去/无数金色的日轮已从头顶上消失/而要说前面还有无数的太阳/从少女的天空里冲出朝霞黄翔必须在孤寂中等待。一直到他期待的女孩长大到足以用全部的青春和勇气守护英雄，一直到他自己后来在北京的民主狂澜中证明自己英雄般的存在。
很久很久以后，终于，贵州大学中文系一年级，来了那个注定要在爱情中成熟，长大，自我完善的十七岁妙龄少女，张玲。
问题是黄翔不只没钱没名没利，一无所有，他除了有一个黑色沉重的档案，还有一大堆历史问题，一摞摘了犹在的黑帽子。诗，没处发表；人，只有监狱里等著要。举步维艰的人生大局铸定，六次牢狱之灾才过去三次。而风华正茂，又专又红的革命接班人，少女大学生张玲，不仅小于黄翔24岁，而且出身共产党干部家庭，刚好是黄翔祖上的冤家对头。她即便爱诗，仍有一千条理由对黄翔的存在至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可是听了黄翔友人对黄翔的介绍，读了《启蒙》杂志上黄翔的诗，回忆起当局对黄翔的批判，尤其是了解了黄翔的苦难之后，她视而不见的是黄翔以外所有的男人，听而不闻的是诋毁黄翔的所有言词。她偏偏要穿越茫茫人海和滔滔岁月，去接纳黄翔心灵深处渴求爱情的空谷足音。她要做多年以前，黄翔为之付出三年多牢狱生涯代价的那个“从雪山上飘下来的穿著红衣裙的牧羊姑娘”。
那是1983年5月底，姹紫焉红的时节。黄翔应邀到贵州大学，张玲所在的中文系大学生宿舍去会见诗友。同学生们见面后，被尊为黄老师的黄翔拔腿走人。刚刚坐上公共汽车准备返回贵阳，忽然上来一个小女孩。黄翔没有跟她打招呼，但和黄翔同行的另外一个年青的诗人主动地和这个小女孩打招呼，问她要去那里，做什麽。
小女孩说要去贵阳新华书店买书。他们三人便一路同行。要下车的时候，那位青年诗人邀请这位小女孩到他家里去做客，这时候，这个小女孩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黄翔大吃一惊，所以他一直清清楚楚记忆到今天：“不，我想去黄老师家。”
镇定自若的是这个小女孩。她知道她是谁，她知道她在说什麽。
张玲有一千条理由不爱黄翔，可她偏偏就爱了黄翔。她其实早在没有见到黄翔之前，已经从纸页发黄的民间刊物上，了解了黄翔其人其事其作。早在黄翔出现以前，张玲就开始为这个名字所代表的苦难，所体现的忧国忧民的诗魂而震撼，而燃烧。黄翔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什麽陌生的老师，他就是她心中爱情的偶像，他就是她的生命注定要追随和为之获得意义的那个人，她一定要将自己的全部的爱，献给这个没完没了受苦受难的诗人。
只是黄翔尚无从知晓。
人说“一见衷情”。可张玲见都未见便如此衷情。
这个世界上的幻想肯定比人多，但没有多少人能把自己诸多的幻想变成现实。
刚满十七岁的少女张铃是一个极少的例外。
“牧羊姑娘”来了。但是姗姗来迟，来得太迟了。时过境迁，黄翔已不是说一声走，就能抛下一切浪迹天涯的十八岁少年。而且除了在那个年代应该有的都没有，不该有的全都有，他还有一个家庭，两个孩子和一个孩子妈。而且，他已人到中年。
拖泥带水却固若金汤的现实已经不允许他在感情上心有旁鹜，便轻举妄动。更何况，想去他家的，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小女孩。
黄翔说，他让小女孩在公共汽车上那一唬，便记起，那小女孩在他与学生们座谈时总是躲在别人背后，偷偷看他。后来他和学生们到河边游泳，每次回过头来，都发现那女孩仍在偷偷看他。“不过这次不是躲在人群后，而是躲在一颗大树后。”
但是黄翔没将此情此景收进眼底，放在心上。后来他才知道这个小女孩叫张玲。
对张玲来说，这不要紧，因为少女张玲并没有想闯入黄翔的家庭。“第三者”这个词是伤天害理的同义词，决不能沾。认可自己对黄翔的热恋之后，张玲的第二个重大决定是，如果真的爱他，就远远地追随他，守护他，帮助他完成他要做的事。
可是，这位少女情感深处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燃起的熊熊的大火，无法听从自己理性的安排，无法不在黄翔的面前燃烧。终于有一天，黄翔独自在办公室的时候，突然门开了，冲进来一个女孩。一见黄翔便将他抱住，先是呜咽，继而痛哭失声。黄翔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感觉莫名其妙。而且他还心不在焉，担心办公室的人万一突然回来，看到此情此状，如何得了？他赶忙劝阻这女孩不要哭，有什麽事情告诉他。
黄翔至今说起这细节仍然结结巴巴，他说，这女孩当时针对他的劝阻说了一句话，意思是，她不希望任何其他的女孩和黄翔接触，除了她自己。
黄翔再傻再迟钝，也不能仍旧不把张玲“收进眼底”。事实上，正是“四两拨千斤”，小女孩的表白，把黄翔沉睡在传统的家庭模式和家庭生活的心，狠狠地撞醒了，撞痛了。黄翔没有预料到，自己的情感从此开始发生变化。
情感天平的倾斜了。可是什麽行动也没采取。多年后，黄翔回忆起来，他用“困境”两个字形容他当时的感觉。那大概是天下所有渴求爱情又有强烈道义感的男人在那种情况下的共同体验：万分激动地迈出双腿，却不能决定要往哪个方向走。
心里绝对狂轰滥炸，行为绝对不知所措。行动主义者黄翔，面对一个让他惊魂动魄的小女子和贤惠善良的结发之妻，生平第一次没有了主张。
如果这仅仅是一段真诚相爱的婚外情，我这个说故事的人到这也就可以退场了。
您再有想象力，剩下的结局无非是一、二、三、四种：离婚，不离婚，若即若离或干脆三方都永不相见永不来往。
可是事情发生在黄翔身上，就没有这麽简单。黄翔那位在政治上肯定幼稚的妻子，和千千万万中国普通人的思维一样，认为只要“组织上”出面，就可以解决她的家庭问题。她便向张玲的大学报告了。在面对校领导时，她也许忘了她的丈夫是那个体制决不容忍的反叛者；面对那个集权社会时，她也许极少与黄翔产生默契和共鸣；面对人生，她需要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丈夫，她也许应当有一个平实而安全的家。她没有恶意，她仅仅是想卫护自己的家庭。
可是命中注定，黄翔在人生的事业家庭爱情等几乎所有方面都逃不脱磨难。
那年是1983年。5月底黄翔与张玲相识，9月初，中国展开了那场著名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运动”。从严、从重、从快处理刑事犯罪，为数众多的不该消失的生命在那时被突击审判，突击执行了死刑。黄翔那个累积他历史黑材料的档案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又一次爆炸。不过这一次，无视前政治犯黄翔的诸多政治黑帽子，黄翔以“欺骗奸污少女罪”被逮捕。
这是黄翔一生中多次入狱的第四次。
这一次，把他关进了死刑号。
监狱当然四周都是墙壁。黄翔脑子里也是四壁围墙。他努力思索努力挣扎，仍然找不到任何思路与头绪，看不到任何希望与寄托。他唯一的真实感觉是，自己可能随时会被拉出去枪毙。
黄翔的死亡预感准确无误。他虽然对自己的案情一无所知，但面对着一个不法的专制机器，背对两个决然不同女人，身陷囹圄的黄翔这一次距死亡只差一步之遥了。◎七，张玲
事实上，早在黄翔这次入狱之前，贵阳市当局就进行了部署，公安局就起草了对黄翔的起诉书。只等“受害人”张玲伏首就范一签字，就把黄翔逮捕归案，然后送上刑场。
一个少女爱上一个拖家带口的中年男人，这事有，但应当是绝无仅有。一个出身共产党家庭的大学中文系班级的共青团干部跟定一个档案记录上漆黑一团的社会异己分子，这事有，但也属于绝无仅有一类。退一步，就算两个“绝无仅有”已然属实，人们也还是很难相信这小女孩居然就是不听父母的劝告，无视黄翔妻子的反对，坚持一条道走到黑。再退一步，即便这一切都出人意料地不合世俗的逻辑，谁又能相信，在最时刻，当身陷一群公安大盖儿帽的包围，面对一个国家专制机器的威胁时，这女孩仍然不改初衷？
这一次专制机器要利用世俗的价值观念和传统舆论，把黄翔这个打不倒的政治异己分子，钉上刑事犯罪、诱骗强暴少女的耻辱柱，让他死得无可非议。
但是，贵阳市公安局把张玲扣押了三天三夜，动用大量警力，不分昼夜的分班作业，变换着嘴脸，极尽劝说、开导、威胁、利诱、欺骗、恐吓之能事，也没能使张玲在那个拟定的对黄翔的控告书上签下一笔一划。
不签字也就罢了，张玲还义正辞严地警告公安局：她要上北京去控告他们对黄翔的政治陷害。
公案局的周密计划破产。半夜深更一点钟，他们终于放了这个女孩并警告说，她必须严守这次行动的秘密。要是让黄翔知道了，一切后果由她负责。
可是他们又一次，不仅低估了张玲对黄翔的一往情深，而且小视了这个少女面对强暴的勇气：张玲前脚出公安局大门，后脚就拐到了黄翔的家：张玲要拯救他的英雄。
但是她的英雄让她拯救的只是他的诗文手稿。
面临又一次牢狱之灾，黄翔不想跑。多年以后，回忆那个连夜整理诗文手稿的紧张恐怖的深夜，他说了三个坐以待毙的理由：1，他没有犯罪，为什麽要跑？2，他相信法律不会乱来。而且历次专制机器把他关入监狱时，他都没有跑，一次一次他都这样相信的。3，他这个书呆子，在正常情况下的生存能力都极差，何况天罗地网已经张开，虽说中国地大物博，但哪里是他黄翔的立锥之地？
于是，那天黎明时分，张玲就提了黄翔一提包沉重的手稿，出黄翔家门，上公共汽车，回到了她念书的学校。
1983年那次严打，究竟有多少人仅仅因为舞场跳舞或谈情说爱谈错了对象，就变成了强奸罪名之下的冤魂死鬼，无从统计。黄翔在那一年的死刑号里，亲眼看到狱方搭着帐蓬，拉着临时电灯，将成批的犯人通宵突击审问，突击宣判，次日立马拉上刑场就地枪毙。监狱上空通宵达旦响彻死囚们在大行之前的歌声。这种以刑事罪名草菅人命的往事，在新中国历史上重复出现过，但是出现多少次？无人过问，极少人知晓，顾不上也没功夫反诘。
黄翔尚不知道狱中将要发生的这一切。他送走张玲，回到家中，心安理得地坐等。不日，让公安局抓走了。一个从不参加合唱，准备“参与死囚们在人世间最后的合唱”；另一个几乎一切就绪的，只等拉开枪栓终止这合唱。狱中的黄翔与贵阳市公安局颇为“默契”地为这一死准备着。但是由于张玲承担起企图强加在黄翔身上的全部所谓罪责，横心死守；由于黄翔的妻子终于了解到事情的严重后果，也在接受公安局传讯中拒不合作，黄翔，经历半年的拉锯战，终于无罪获释。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黄翔和张玲都是宿命论者，尤其在涉及他们二人的关系时，都相信冥冥之中他们必然殊途同归，应该发生的迟早都会发生。但在现实的层面上，这个迟早要发生的旷世之爱，之所以不迟不早，正好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那一年变成社会所不得不认可的事实，还要感谢所有反对这场旷世之爱的人们，尤其是感谢借机以死亡和监禁来摧毁他们的专政机器：妻子到学校告发张玲，毕竟是黄翔这一次被刑事立案，投入监狱，面对死刑的最初起因。这个事实不仅极大地解脱了黄翔对妻子的一份道义责任，而且消除了黄翔巨大的传统心理障碍。面对专制的强大压力，狱中的黄翔在愤怒中斩钉截铁地回答狱方说，他就是把这个牢底坐穿，也要离婚！
那被中国传统婚姻观念筑就的稳如磐石的家庭，曾经封锁了黄翔的爱情渴望。
但当它真的与专制机器联手，举起屠刀企图斩杀黄翔时，不要命也要情的，是黄翔。
张玲也一样。这两个人，虽然相差两代人的年龄，却总是默契地象是天作之合。
张铃在狱外等待黄翔的日日夜夜，泪水洗面，铁锭筑心。她隔着高墙电网，将自己送到陌生的高层建筑窗口，将歌声送到大墙下，将心捧着，设法托给狱中的诗人。
每一个新的明天到来时，她都不知道是否能与黄翔再见。但是她知道，黄翔一旦出狱，要和黄翔生活在一起的绝不是黄翔的妻子，而是她。
她不能再让黄翔带著沉重的枷锁，生活在没有爱的婚姻的堡垒中。她要切切实实地用自己的爱，将黄翔围起来。
除了社会和公安对黄翔张玲适得其反的逼上梁山，导致黄翔婚姻破裂的还有黄翔与前妻之间长期存在的巨大精神隔膜。一个安分守己的女人跟一个永远在诗情中燃烧的狂人在具体的生活中有太多的不协调。黄翔有钱要买书，妻子有钱要改善伙食；黄翔写诗是抒发是自我完善，可是这对妻子是太大的安全威胁和痛苦；妻子也不懂黄翔的生命体验，黄翔也无法照顾妻子平实的柴米油盐。二人都孤独，加在一起，不是变成了一个孤独，而是变成两个更大的孤独。他们难以成为彼此的家园，却极易成为相互的荒漠甚至地狱。没有张铃，黄翔也许在感情上苟活一生，麻木一生，有了张铃，他也许仍然苟活着，但痛苦着。但是有了张玲的爱又有了因此而引发的存亡危机，黄翔的婚姻破裂，便成了迟早的事。
黄翔和他的爱，终于可以长相守了。但是黄翔一命得救，他欠公安的“债”要转嫁给张玲。否则不能保住专制与强暴的“尊严”。
黄翔这一次入狱前，张玲还是一名五好大学生，优秀团员和团干部。但就在黄翔出狱的那一天，张玲变成了一个无业游民。她由于拒绝与公安、校方、社会合作消灭黄翔，而被校方在大会上宣布制裁：1，勒令退学，2，开除团籍。她旋即被父母监护着，回到远离贵阳的郑州。
黄翔当时已经独居。他知道张玲勒令退学，被她共产党干部的父母监护回了郑州。千里迢迢，没有下文。他麻木了疲惫的神经，他真的不再是多年以前教堂顶楼上那个躁动不宁整日等待着奇迹出现的青年了，他整个没有想法，也不再等待。
可是这一次，奇迹却出现了。
那一天，是一个寂静的中午。小院的门突然被推开，走进来一个人。黄翔当时的感觉是天旋地转，他后来仍然说这事“简直不可思议”。
走进来的是最不可能走进来的人，张玲！张玲84年的最后一天被迫离开贵阳，85年的第4天，就背着父母，提着两包书，只身悄然南下，返回到黄翔身边。
“女人在爱情的冶炼中成熟完善”。我忘记了这句名言出自谁人之口，也不确切了解它有多大的普遍性。但是这句名言至少是张玲迄今为止的人生的真实写照。
张玲在她的爱情中完善了自己的人格和理想，证明了她坚贞、勇敢、纯洁、正直、超然的存在，而且，她用她的行为向这个物欲横流的拜金主义社会证实着另一种富有和追求。
十七岁少女张玲的人生从认识黄翔那一天开始变得非凡。正如她对爱的憧憬，她将在逆境中守护她的诗人，在苦难中拯救她的英雄。经历了死亡的威胁，闯过了“严打”的浩劫，张玲正式走入黄翔的苦难，走入了他的生活，他的情感，他的精神，他的创作。
“张玲的出现不仅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梦寐以求的美好的情感，更主要的是她对我的创作带来一种我自己也想象不到的质变与突破。从那以后，我创作的高峰一个一个接踵而至。如果没有张玲的出现，在我内部生命中积累的很多东西，全部创造的辉煌的秘密，很可能连同我一道，最后要带进棺材里。而且，在生存方面，我作为一个书呆子，没有生存能力，可能早就给折腾得离开这个人世了。张玲这个后来取名叫做”秋潇雨兰“的女子，不仅给我精神上的支持，也给我生活上物质带来了相对的稳定。她的一切都围绕着使我能安宁下来，不受外来干扰的创作。她对我是全方位的生命的投出。她不仅是我的第一个读者，听众，她也是参与我的创作的其中的一个作者。所以她说，我们之间的爱情，就象一个生命的两半，合在一起了，就完美了。”（黄翔语，引自1998年10月对黄翔的采访）
黄翔的诗作《黑太阳》表述了他这段心事：即使到了暮年，已经白发苍苍，柱着拐杖，背著行囊，在人世上告别最后一道夕阳的时候，回首往事，他还仍然会看见那个终于出现的少女，走入他的生活。
几乎全中国的男人在好评一个女性时都把她们装进温柔贤慧的传统框框中去。
但事实上，一个仅仅温柔贤慧的女性如何有勇气独立面对家庭、社会、学校乃至专制机器的压力并最终超越这些压力，坚持自我？张玲确是一个小女子，但她却不是一个弱女子。她的果敢、无所畏惧，是令许许多多中国男人也汗颜的。
除了众多男性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她的坚强勇敢，还有众多女性无法相比的她的柔韧和耐力。当后来黄翔因为坚持不懈的诗歌创作活动和自由文化传播活动而第五次，第六次入狱时，张玲不仅要养活自己，她还要照料黄翔的孩子。可是她不再是从前头顶光环的年轻大学生，逆境和黄翔一起到来，贫穷、歧视、孤独、诋毁，以至于厄运，灾难，影子一样追随着她。她不是在生活，她是在用她博大的爱拥抱苦难的黄翔，熔化无休止的苦难。
八，书禁
为了使经常入狱的黄翔平安归来，使归来的黄翔安心写作，使再度入狱的黄翔再度平安归来，再度安心写作，张玲周而复始地挣扎着等待，等待着挣扎，出卖自己微薄的劳力：先是做乡村教师，然后是广告公司职员，再做文化宫工作人员。1987年，由于“启蒙社”的“历史罪”，和在北京大学等五所高校的自由诗歌活动“煽动学潮”的“现行罪”，黄翔第五次被捕。张玲因为到处奔走援救黄翔而失去了工作。她所面临的不再是浪漫爱情的甜蜜，挑战社会的刺激，她面临的是一个囚犯家属的非常具体的困境。
那一年张玲二十二岁，在三度更换职业，最终失去工作之后，她一边照料黄翔的幼子，一边开始白手起家，希望给自己找一个别人无法剥夺的工作机会：卖了她仅有的资源：母亲给她的一百多斤粮票，从自家的厨房墙上敲了一个窗口；用了红油漆在窗口外边写上“传统手洗，人工烫衣”。黄泥巴糊空油桶，架上两根铁棍当炉子；弄了两个十三斤重的大铁熨斗，开始洗烫衣店的营业。等到第一天开张营业，张玲家除了黄翔的书，差不多就只剩下了两张必须往里添食儿的嘴。那天小店关门时，所挣不用屈指也数的一清二楚：两块零毛零分。
黄翔这一次牢坐了三年，张玲守着汽油桶糊成的炉子，以最原始的方式，给人洗、烫了三个冬天的衣服。
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人不转事转。张玲给自己当老，渐渐积攒了一点资本，修了小门面，出租了小房间，与人合开了小花店。在张玲将一束束鲜花一次次送到黄翔的囚室之后的一天，黄翔刑满出狱了。
为追求自由而欠下这个极权体制的牢狱债似乎已经还完。好歹该轮着黄翔有一小把平安的日子可以数着过了。
可是竟然不。
90年秋黄翔出狱，91年便迎头撞上贵阳百年不遇的洪水。人祸借助天灾，当地官僚借防洪为名，行占地之实，强行推倒了他们赖以为生的小门面，使他们再度失去生活来源。时逢黄翔人生半百，始知天命，五十寿辰刚过不久。眼见数年如一日，血泪和汗水挣来的小家业瞬间化为一堆泥土，张玲悲愤至极，大病不起。后来终于从绝望中挣扎出来，出租了他们城里的两间房屋。他们挪到乡间，租了廉价房，黄翔从此成为一个农村的鱼塘看守人。
就象没有什麽能够改变黄翔的苦难一样，也没有什麽能够压制黄翔的写作热情。
从苦难到安逸，从苍寂到华丽，也许除非他死亡，这个世界上没有什麽东西能够不变成黄翔的精神创作动力或源泉。在他们共同生活中那段极为罕见的安宁时光里，张玲和黄翔一起，以清贫的生活，在贵阳花溪那个河畔的乡居接纳了黄翔持续的创作高峰。
那段时间，黄翔不仅写诗，而且撰写文化批判、诗论、艺术评论等理论文章。
事实上，截止那时，黄翔秘密藏在各处的他的文稿已经包括了诗文、诗论、文论小说式长篇“大说”（黄翔语）、散文、随笔、诗话哲学、政论等方面的巨量作品。
但是自从1959年黄翔被劳动教养以后，他曾一度加入的作家协会贵阳分会就将他除名，从此不能公开发表作品。到了1978、79年以后，黄翔多次到北京引发民主浪潮之后，中国官方曾经正式下达文件，明令禁止出版发表黄翔的作品，禁止扩大黄翔的影响。这份文件传达到中国共产党各地方市委会一级。黄翔作为一个诗人在中国就正式失去发表作品的空间。
十五年之后，1994年，中国政治空气再度松动，经张玲的奔走和诗论家唐晓渡的介绍，中国作家出版社一位叫做王忻的编辑斗胆接纳黄翔作品自选集，他告诉黄翔夫妇说，睡觉之前，他不能读黄翔的作品，否则通宵无法入睡。他决定先出版诗人的诗歌和文论选集。签订合同、审核、校对、印刷、广告宣传，一路顺理成章。
700页的著作，凝聚着黄翔35年创作心血，不久印刷完毕，只待发行。被中国文艺评论家称之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活化石”的黄翔及其作品终于要见天日了。
但这事不期然惊动了官方。据说报告送到了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出版社社长马拉沁夫突然接到上方一个电话指令，于是，黄翔百经磨难，已待发行的著作在最后一刻被斩钉截铁地勒令封杀了。
黄翔不能接受这等突如其来的厄运。一纸正式合同在手，他发了毒誓，要通过控告中国作家出版社非法撕毁合约，扼杀言论出版自由，与他的真正对手极权体制打官司。
忍无可忍的黄翔夫妇为此迁居北京的圆明园艺术村。
结果，先是这场官司的受害人自己被捕，然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强行限制原告到庭，对被告单方宣布“驳回起诉，不与受理”。
时间已经到了1996年。自黄翔1978年“站在中国大门口说话”，向国际社会谈论中国的人权状况时起，已经过去了18年，据说中国的人权状况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是对黄翔来说，这种“改善”只是让他有机会捧著被埋葬到深处的作品，做一个出版发行的黄粱美梦，并从而把他进入监狱的次数累计到第六次。
黄翔这第六次入狱，主要是由于捍卫自己的言论出版自由权以及参与维护人权的签名活动。但这次被捕的不是他一个人，还有为捍卫他的言论出版自由而四处奔走呼号的他年轻的妻子，记者张玲。
出入高墙铁网如同出入无人之境的平静而潇洒的黄翔，这一次面对他的坎坷，感慨的不再是肉体的被囚禁，物质的被抢掠，人身自由的被践踏，他感慨的是精神创作活动的被封杀，言论出版自由权的被剥夺。他当时已经年过五十，半个世纪以来无休止的苦难中，支撑他不停写作的，肯定不是等待后世人从故纸堆中将他的文字发掘出来，当做史料来诠释、注疏。以他的真诚和激情，直率和敏锐，黄翔有理由相信他的作品将叩响众多同胞的心灵。为了自由地写作和表达，什麽苦都熬过来了，最后竟还是不能发表。
黄翔的生命还有多少能量可供苦难消耗？他的自由的信念还可以为追求自由的行动支撑多久？他还有多少年的人生可以如此在厚重坚实的企图埋葬他的地下忍耐、挣扎？他毕竟已然阅尽半个世纪的中国人生的沧海桑田！
他居然没有疯掉，是个奇迹。
九，去国
一个月以后，黄翔夫妇被押送回贵阳监视居住。自从被勒令退学起，就似乎永远在寻找工作机会的张玲，当然又一次失去了工作。监视居住，人也还是要吃饭的。
但他们再一次被迫一无所有之后，发现更为现实的问题是，由于没有了收入，明天就没有了饭吃。于是张玲打零工，打短工，做各种工作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她分担着黄翔沉重的苦难，在绝境中，和他一起重新上路。
但是他们在最终决定出走之前，必定要从如影随行的苦难中汲取最后的动力。
黄翔在这段消沉的岁月里，找到了他在襁褓中就失散的生身母亲。老母亲正住在江西的庐山脚下。伤痛中的黄翔起了念，想回到母亲身边，一方面尽孝道，一方面远离尘世烦扰。也许他想在母亲身边，在那个山脚静静地舔舐伤口，缓缓地修养生息。于是，黄翔那个从来无定所也无家当的历经数度浩劫的家，1996年秋天，再度大搬迁。打点行装时，黄翔张玲二人绝没想要远离故土，确一门心思要游子归乡。
出乎意料的是，千里迢迢投奔母亲而去，在母亲身边，他们竟然最终不能落脚，那里的公安当局不许他们在那里定居。
黄翔张铃夫妇人未到，档案先到。江西省当局决定，断然不能允许黄翔这样的人落户江西。江西省委的命令一直下到母亲所在地九江，下令一定要把黄翔夫妇赶出江西，方式手段不限。
风尘仆仆的黄翔夫妇一到，行李尚未开包，就领教了江西从上到下一拨一拨的公安警察保安等各类安全人员的轮番追撵。
他们事先与妹妹在乡下合购的房子最终被强行收回。黄翔被赶到自己的妹妹家，但妹妹家事实上也不能留。因为有关当局严令不许收留黄翔，否则以行政错误处罚。
黄翔夫妇马不停蹄，周走四处，想找到一个落脚处，然而各级各地公安人员紧随不舍。被追撵得几乎要疯掉的黄翔夫妇，最后终于认可了那个他们绝无预料，也不能想象的事实：为逃避各种非人待遇，下定决心，举家搬迁，千里迢迢投奔母亲而来，然而这里却非栖身之地。他们逃离了狼窝，进入了虎口。
疲惫不堪，无家可归的一对夫妇，望着不成体统的行囊，心中愤懑，目下凄凉。
他们同时也认可了一个几十年来更大的事实：“这个国家实在不能呆了”，咬紧牙关，黄翔对张玲说：咱们还是走吧。
文章写到这里，我想起了经常听到的一种指责。指责那些由于政治原因而去国不归的人们是“没有国格，没有人格的投敌叛国者”。不过，我所知道的黄翔，在93年应邀出国访问时，就有机会留下。但是他却违背了尚在国内的妻子张玲的意愿，硬是又回到了他的故土。
但是1997年庐山那次遭遇之后，他们迫不得已，毅然再度出国。一位热爱中国的年长的美国妇女用自己善良的心怀和宽敞的房间接纳了他们。这样，免除房租之累的张玲可以以大部分时间学习电脑专业知识，而黄翔则全身心地扑进了自由写作当中。远隔大洋，心系故乡。迄今为之，除了游子情，除了卷轶浩繁的诗稿、书稿、文论稿，他们几乎仍然没有自己的私有财产，更没有“国”可以出卖。
1998年10月初稿1999年10月定稿（全文完）
附录海内外学者及国际汉学界对黄翔创作的评价：
中国青年诗评家张嘉谚：“黄翔叛逆风骨之血缘可追溯到怒触不周山的共工，或来自于炎黄二帝抗衡的蚩尤……在他孤独的绝唱里饱含着整个世界的歌声”。1985年
荷兰柯雷汉学家柯雷：“黄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诗中绝对不能缺席”。1995年
北京大学教授谢冕：“比食指年长，写作也早于食指的黄翔是这样一位承上启下的诗人……因为种种原因，国内对他的了解不多，但他的确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诗人。”1995年4月
高尔泰（中国著名美学家、画家）及夫人浦小雨：“大诗人黄翔先生，读过一些您的诗，很受感动。那是绝地的呐喊，那是发自灵府的地下的笑声。相信它的美和它的力量必将使更多的人感动。合有华章期晚岁，誉满全球慰同侪”。1998年8月
苏炜（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现耶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师）：“我想，可能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诗歌史上，黄翔和他的诗是一个最为独特的现象。从来没有一个诗人为了写诗关过那麽多的铁窗，也从来没有一个诗人，关了那麽多的铁窗，也关不掉他的诗……。”1998年8月
余英时（著名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大著《狂饮不醉的兽形》读后十分感动。先生一生所受的残酷迫害是集权统治罪恶的最有力的见证。先生的诗文也是这一时期的最生动的史诗”。1998年8月
马悦然（瑞典著名汉学家）：“我读过您编辑的《启蒙》期刊，我对您和另外一些正式和表现严肃的苦难的大陆诗人和作家的坚韧和勇气充满钦佩和敬意。我最大的希望是，政治迫害成为过去的记忆的那一天，将会到来。诚切地希望，为了所有爱好真正诗歌的人们，您能够继续您的创作。”1998年8月马汉茂（德国著名汉学家，德国鲁尔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及夫人廖天祺：“您的诗文巨作《狂饮不醉的兽形》，是漫长黑夜时代中一位狂狷不群的中国知识分子，以理性、良知和激情所作的时代见证和个人感性的记录。作者以诗疗伤，抚慰自己，照亮别人。这些情感激荡的诗句是一盏盏的明灯，它难逃专职政权封杀的命运是必然的。生活在黑夜中的人更需要灯火的照明。”1998年8月
洛夫（中国著名诗人）：“我喜欢黄翔的诗，不仅因为他的诗中洋溢着追求生命自由的狂热，表现出一种虽千万人，而吾往矣的傲人风骨，更重要的是，他有着开创性、前卫性的诗艺。他那富于阳钢、充满豪情和原始的野性生命力的风格，以及鲜活奇鬼，极具创意的意象，无不显示他是一位虽然饱受长期迫害，过著孤绝的放逐生活，但却精神昂扬，生命内涵极为丰富的诗人……他曾先后六次打入黑牢，他的诗作四十年内禁止发表，却又象屈原样样，在强权威逼之下仍继续创作不懈。”1999年9月
张伟国（前中国世界经济导报著名记者，现伯克莱大学访问学者）：“比较许多原来在体制内因为在仕途上遇到挫折，或在社会大变动裹胁下投身到反对运动中来的人来说，黄翔是中国大陆极少数的几个先知先觉者……他不但是一个诗人，精神反叛者，也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和人权斗士。”199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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